越通社河内——越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越南发展模式转型的第19号决议（19-NQ/TW）明确指出：“国家发展模式转型，首先要实现体制突破，革新国家组织、治理和运行方式，形成新的发展能力。”
经济和公共政策专家认为，体制既是“各项突破中的突破”，也是亟待消除的最大障碍。这正是开启新发展空间最重要的钥匙。
发展模式的“操作系统”
行政与公共治理学院经济系主任阮氏金仙副教授认为，各国发展史表明，没有任何一种发展模式能够在所有背景下始终保持成效。当现实条件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逐渐减弱时，创新发展模式便成为必然要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实践表明，具有突破意义的发展转型始终与体制改革紧密相连。
阮氏金仙表示，越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新亮点在于，中央明确提出，创新发展模式必须从体制突破入手，同时革新国家组织、治理和运行方式。这是党关于国家发展思维的新发展。
在全球竞争日益以知识、技术和创新为基础的背景下，国家竞争优势不再主要取决于资源、资本或廉价劳动力，而是越来越取决于体制质量和国家治理能力。
经过40年革新开放，越南面临的要求已不仅是保持增长速度，还要形成新的发展能力，持续培育以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数据和高素质人力资源为基础的增长动力。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破解体制瓶颈，同时革新国家组织、治理和运行方式，以释放、联通和高效利用一切发展资源。
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经济大学投资与发展经济学系主任黎庆强认为，越南已经从一个物资匮乏、封闭的经济体发展成为中高收入国家。然而，依靠资源开采、廉价劳动力和投资资本粗放扩张所形成的增长空间正在逐渐枯竭。
要实现既定战略目标所提出的两位数增长，动力必须来自生产率、科技、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而所有这些因素首先都取决于“游戏规则”，即法律框架、运行机构、决策机制和问责机制。
一个国家可能拥有现代化基础设施和良好的人力资源，但如果体制僵化、相互重叠并缺乏透明度，这些资源仍会被“禁锢”，无法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相反，方向正确的体制突破，可以释放被“冻结”在土地、资本、数据和智力资源中的潜力，而无须等待新增投资。
正因如此，决议将体制和国家治理确定为“突破环节”，并将其置于到2030年需要实现的科学技术、战略基础设施和高素质人力资源等其他突破之前，是遵循正确因果顺序作出的选择。良好的体制将带动并放大其他所有突破的成效；如果不能率先改革体制，其他各项投资的效益都可能被削弱。
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经济大学讲师阮孟海赞同上述观点并强调，此次体制突破是在“形成新的发展能力”的逻辑下提出的，而不再像以往某些阶段那样，仅仅是“排除障碍、破解瓶颈”。这是根本性区别。
过去，体制改革主要带有防御性质，着重修正正在造成阻碍的问题；而此次体制被确定为主动引领的动力，用于塑造数字空间、海洋空间、地下空间、低轨空间以及以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经济模式等发展新空间。
换言之，体制正是整个发展模式的“操作系统”；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国防安全和对外工作等支柱，则是运行在这一操作系统上的各种“应用程序”。如果操作系统得不到升级，无论应用程序如何优化，整个系统仍只能以原有速度运行。将体制突破置于“首要”位置，就是准确抓住问题根源，而不是仅仅处理其表象。
从制度设计到执行同步革新
专家认为，越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决议不仅提出实现体制突破的要求，还强调必须同步革新国家组织、治理和运行方式。改革思维已从完善体制转向提高体制执行能力。
阮氏金仙副教授认为，体制质量不仅取决于方针、政策和法律体系，还取决于组织制度、执行机制、治理能力、协调效率以及将方针政策转化为发展成果的能力。
即使法律体系较为先进，如果组织实施迟缓、协调缺乏效率、机构运行不畅，体制也难以转化为国家发展能力。要使体制真正成为引领新发展模式的动力，越南需要在两个相互有机联系的方面同时实现突破，即制度设计思维和制度执行能力。
首先，要创新制度设计思维，大力从管理思维转向发展型、建设型思维；从事前审批转向基于风险治理的事后监管；从单纯管控转向营造有利环境，以释放一切资源、推动创新并保障公平竞争。
在此基础上，要继续完善法律体系，使其更加稳定、透明、统一、可预期，并能够适应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和新型商业模式的快速发展。
黎庆强表示，这些突破将为三类主体带来具体、可衡量的利益。对于人民而言，以数据为基础并拥有透明法律制度的现代治理体系，将减少其获得公共服务时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和遇到的麻烦，涉及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土地和户籍手续等领域。更重要的是，当体制以透明方式运行时，社会信任这一具有实际经济价值的“社会资本”将得到巩固，为长期共识和稳定奠定基础。
对于企业，特别是私营经济部门而言，体制突破意味着降低合规成本、减少法律风险并提高政策可预期性，这三项因素决定着长期投资。监管沙盒机制将为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开辟道路，使过去常常“受困”于法律空白的模式有机会直接在越南发展，而不必将创意“输出”到国外。
在国家竞争力方面，各国际评级机构在评估投资环境时，都将体制质量视为最重要的支柱之一。一个精简、透明、以数字数据为基础运行的机构体系，将直接改善营商环境各项指标，从而增强对高质量外国投资的吸引力，特别是在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构、地区各国之间吸引投资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
换言之，体制突破并非仅仅是国家机构自身的问题，而是将国家其他一切潜力——人力、资源和地缘经济位置——充分转化为实际发展能力的先决条件。这正是中央将体制确定为首要突破环节，推动越南到2045年发展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家的原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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