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次外交会议:彰显新时代党际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先锋引领作用
8月5日上午,在河内举行的第33次外交会议框架内,越南外交部召开了关于党际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全体会议。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主会场设在外交部,与各省委、市委及越南驻外代表机构进行视频连线。
8月5日上午,在河内举行的第33次外交会议框架内,越南外交部召开了关于党际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全体会议。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主会场设在外交部,与各省委、市委及越南驻外代表机构进行视频连线。
据越通社驻香港记者报道,2026年亚洲科学夏令营8月4日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各位演讲嘉宾在夏令营分享了各项研究成果,揭示了正在开展的项目及各专业领域的前景。每场分享会后,青年代表都有机会与各位科学家交流并答疑解惑。
中国福建省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黄日涵教授就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近日在越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四大转变”相关话题接受越通社驻京记者的采访时指出,从内在逻辑看,苏林总书记高瞻远瞩,深刻地认识到越南未来要持续高速发展就必须转变模式。
泰国国会主席、下议院议长梭蓬·乍兰(Sophon Zaram)8月5日上午抵达河内,开始应越南国会主席陈青敏邀请,从8月5日至7日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根据越南第十六届国会第一次非常规会议议程,8月5日上午,国会举行全体会议,听取关于5项法律草案的呈文和审查报告。
8月4日下午,越南国会主席陈青敏在国会大厦会见回国出席第33次外交会议的外交部领导及越南驻外代表机构负责人。他强调,外交部门要持续贯彻落实越共十四大决议、中央第06号决议及党关于对外工作的方针政策,不断提升与各伙伴关系水平,充分发挥经济外交先锋作用,积极吸引新一代资源和资本,提高多边外交成效,为拓展国家发展新空间、服务国家发展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8月4日下午,在越南国会主席陈青敏主持下,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在国会大厦召开会议,就设立广宁市和北宁市有关方案提出意见,并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北宁省12个坊的决议。
按照越南第十六届国会第一次非常规会议议程,8月4日,国会分组审议《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法(草案)》和《关于修改补充9部军事、国防法律若干条款的法律(草案)》。
自8月4日起,胡志明市公共交通管理中心启动公共交通卡的注册和发行工作,持卡者可享受地铁1号线(滨城—仙泉)和公交车票价减免政策。获发卡的对象包括:革命有功人员、残疾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6岁以下儿童。
越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越南发展模式转型的第19号决议标志着越南发展理念实现重要转变。该决议不仅着眼于实现快速、可持续增长目标,还确立了以生产率、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绿色转型和高素质人力资源为核心的新发展模式。
在完成组织机构调整、健全配套机制和落实各项准备工作后,富寿省正加快推进2026—2030年国家目标计划,由准备阶段转入全面实施阶段。但资金保障、公共投资资金拨付进度和基层组织实施能力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在越南第十六届国会第一次非常规会议上,8月4日上午,国会听取关于《防范和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法案》和《关于修改补充军事与国防领域9部法律若干条款的法案》等两项法案的呈文和审查报告。
《越南首都河内百年愿景总体规划》把文化确立为贯穿始终的核心价值,是河内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生资源、软实力及重要动力。
根据越共十四大三中全会关于创新国家发展模式的第19-NQ/TW号决议,越共中央委员会一致同意,到2030年,完成各领域新发展模式的基础建设,与具有现代工业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到2035年,基本完成向自强、创新、人文、可持续与融入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型。
越南财政部副部长阮德芝在8月3日下午举行的2026年7月政府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政府继续实施减免缓缴税费政策,以支持民众和企业,助力控制通胀和稳定宏观经济。
8月3日,越南政府总理黎明兴主持召开2026年7月份政府例行会议,重点评估7月份和今年前7个月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公共投资资金分配和拨付进度、各项国家目标计划实施情况,并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和措施。
根据越南第十六届国会第一次非常规会议议程,8月3日,国会就属其权限范围的人事工作举行闭门会议。
行政区划合并后,胡志明市正逐步形成多中心都市格局,涵盖金融、工业、港口、物流、创新、教育、医疗和高质量服务等领域,为吸引新一代外资奠定基础。
越南第十五届国会第一次非常规会议8月3日上午继续举行。会议听取了关于3 项法案的呈文和审查报告,包括:《关于处理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创新创意相关违法行为的特殊机制和政策的决议》;《关于为在安江省富国特区服务于 2027 年 APEC会议的工程项目排忧解难的特殊机制和政策的决议》以及《石油法(修正案)》。
越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越南发展模式转型的第19号决议(19-NQ/TW)明确指出:“国家发展模式转型,首先要实现体制突破,革新国家组织、治理和运行方式,形成新的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