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通社河内——尊敬的东道国新加坡总理黄循财(Lawrence Wong)先生，
尊敬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所长兼总干事巴斯蒂安·吉格里奇（Bastian Giegerich）博士，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谨向新加坡政府和国际战略研究所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给予我在此次重要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的殊荣。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香格里拉对话会已发展成为地区安全的首要对话空间，各国在此共同分享研判、认真倾听并为和平、稳定与发展寻找具建设性与负责任的路径。
我们齐聚于一个世界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时刻：网络连接更广却更易受损；技术更趋进步却面临更大的滥用风险；相互依存加深却也更容易被转化为施压的工具。尽管各国都在谈论和平、稳定与合作，但战略环境中的猜忌、割裂和缺乏控制的竞争却在加剧。因此，我们需要凝聚共识并付诸实施一个最低限度且必不可少的共同愿景，以保障21世纪人类的和平、信任与发展。同时，须提高早期防范危机能力；因为事实表明，许多重大危机往往始于未能化解的误解、未能正确解码的信号以及未能及时启动的防范机制。
本着这一精神，我想分享的主题是：在多变世界中主动塑造和平、稳定与发展格局。
各位来宾：
多变是世界的常态。但让多变走向冲突，还是让其成为走向和平的动力，这是各国和国际社会的战略抉择。审视当今世界，我认为当前的动荡反映了正在同时发生并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三大根源性危机，即：国际秩序危机、发展模式危机和战略互信危机。
第一，国际秩序危机
国际秩序并非一成不变。一个公正的秩序可以通过调整来反映世界的变化。但一切调整都应通过规则、对话、分享和自我克制来进行，绝不能通过强迫、施压、威胁使用武力或制造“既成事实”来达成。
国际秩序危机始于：规则仍被频频提及，但约束力却在下降；承诺仍被屡屡宣告，但实际行动却在蚕食这些承诺本身；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被主观曲解、选择性执行，或者被置于强权思维和“大鱼吞小鱼”之后。在这样的环境中，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面临着选边站队的压力，面临着经济、技术、金融和安全方面的强迫；同时，海洋、网络空间、供应链、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光缆等连接空间，也有沦为竞争空间的风险。近期在中东地区战略航道发生的紧张局势表明，单一热点地区的冲突可以迅速波及全球多个不同地区的贸易、能源、物流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二，发展模式危机
几十年来，全球化、贸易、投资、技术和供应链连接，为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但正是这些动力如今也面临着诸多新压力：增长放缓、公债和资本成本上升、气候变化威胁着数百万人的生计、新技术在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拉开了新的差距，贸易、金融、关税、能源、粮食、数据和技术有被用作施压工具的风险。
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发展绝非排在安全之后的次要选择。发展恰恰是可持续安全的基石。 如果发展进程被打断，如果发展中国家向上发展的机会被压缩，那么经济上的“摇摆”极易转化为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甚至引发战略上的不确定性。
第三，战略互信危机
这是一场悄无声息却极其危险的危机，因为它让各国极易通过猜忌和不安的透镜去审视彼此的行动。当信任下降时，一个防御性举措可能会被解读为挑衅，利益分歧可能会被推高为对抗，在缺乏对话、沟通和自我克制的情况下，一个微小的摩擦就可能引发连环反应的恶性循环。战略互信并不是消除分歧或否认竞争，其核心是在规则框架内管控分歧，让竞争变得有限度、负责任且可预测。一个可持续的地区秩序绝不能建立在常态化的恐惧和彼此缺乏信任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正使这一挑战变得更加复杂。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空间、量子技术、自动化系统和数字基础设施在拓展更高发展能力的同时，也可能放大猜忌、操纵信息、缩短决策时间并增加误判风险。当技术超越了规则的制定速度和人类的控制能力时，战略稳定就会变得更加脆弱。因此，跨越信任危机需要一个建立战略信任的战略框架，其内容包括：发生突发事件时的快速沟通渠道、保持透明度、开展实质性信息共享以减少误解、制定清晰的行为准则以防止碰撞，以及确立足够强有力的技术规范，以确保人类在具有严重安全后果的决策中始终承担最终责任。
各位来宾：
上述三大危机正清晰地汇聚于亚太地区。这里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增长中心，但也是战略竞争激烈之地；是海上战略通道的交汇地带，既承载着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红利，也面临着供应链断裂、气候变化、技术转型以及新地缘经济竞争等多重压力。正因为是挑战的汇聚地，亚太地区也必须成为答案的启航地。本地区在和平、连接与发展方面拥有共同利益，拥有多层次的合作经验，拥有东盟（ASEAN）这一对话与平衡的架构，也有足够的动力和决心不让竞争滑向对抗，不让连接线变成阻隔的分界线，不让一国的安全建立在他国的不安全之上。
基于这一视角，我谨提出几点导向，以期共同构建一个和平、稳定、发展、自强且具备防患于未然，从源头化解风险能力的亚太地区。
首先，必须让规则和对话成为切实减缓风险的有效手段。香格里拉对话会是各国相互倾听、阐明意图、寻找共同点和管控分歧的场所，但对话不应停留在阐述立场上。对话必须有助于及早识别风险、共享信息、在紧张时维持沟通渠道并防止分歧演变为危机。基于规则的秩序不属于任何单一国家集团，而是大、中、小型国家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础上和平共处的共同基石，其核心是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以及国家间一律平等。规则只有在得到一贯执行并转化为诸如早期预警、紧急联络、事故处理、自我克制和可验证合作等具体机制时，才具有生命力。
这对于海洋和大洋尤为重要。海洋和大洋是资源，是共同连接的空间，是全球贸易、能源、粮食和供应链的命脉。如果这些连接线沦为炫耀武力、强迫或对抗的场所，没有任何国家能从中受益。
对于东海问题，越南的立场是一贯、明确且讲原则的。越南主张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1982）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和分歧。越南尊重其他国家的合法、正当权益；同时，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根据国际法捍卫自身的独立、主权、合法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其次，需要构建一个开放、包容且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架构。
在诸多新机制、新倡议不断涌现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能够连接利益、减少猜忌并对现有机制形成补充的架构。一切为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的倡议都值得欢迎，前提是必须保持透明、尊重国际法、相互补充，且不削弱东盟的中心作用，不将东南亚变成对抗阵营的空间。东盟的中心作用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也无法自动维持。东盟只有通过团结、战略自主以及构建共同议程的能力，才能保持这一地位。包容必须与高效挂钩，对话必须催生行动，共识必须有助于地区对共同问题做出及时反应。越南支持并愿与202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密切配合，同各成员国一道巩固和平与安全，扩大繁荣走廊，促进互联互通及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并坚持将东盟人民置于中心位置。
第三，必须将人类安全与社会韧性能力置于可持续安全的中心。当今的不稳定性不仅源于军事冲突，还源于发展进程中的断裂。因此，巩固国防是正当的需求，但可持续的安全不能仅依靠军事力量，更不能建立在军备竞赛或以增加他国家发展不安全感为代价的基础之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高度抵御冲击的发展基础、开放且多元的供应链、畅通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在金融、技术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合作；同时，推动在灾害救援、医疗卫生、水资源、粮食及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和搜救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一旦合作能够保障人民的安全与生计，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战略互信就将得到巩固和加深。
第四，需要建构针对新技术与国防工业的责任规范。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技术、自动化系统、航天技术、网络安全以及高科技供应链正在重塑国际安全。这些技术虽然能够扩大发展空间、增强风险预测与治理能力，但也有可能被滥用，来进行网络攻击、操纵信息、使冲突自动化、实施非法监控或制造新形式的胁迫。在国防与安全领域，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技术有多强大，而在于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该技术。因此，我们需要推动关于人工智能在国防与安全领域应用中的对话，确保人类在涉及严重后果的决策中承担最终责任；同时，应规范网络空间行为准则，保护海底光缆、关键数据基础设施，并提高对影响战略稳定的技术的透明度。国防工业需要服务于正当防卫与地区稳定，不应成为军备竞赛的驱动力。
第五，需要巩固社会基础与韧性能力；保护信息空间并提升认知水平。在深度数字化的世界中，不稳定性不仅源于军事冲突、供应链断裂或网络攻击，还可能源自社会信任的侵蚀。虚假信息、信息操纵、煽动极端主义、社会极化以及有目的的影响力行动，可能会削弱国家共识、歪曲公众认知、加深分歧并导致危机加速蔓延。因此，在新时代保护和平，同样需要捍卫事实真相、巩固社会信任、提升战略传播能力、开展数字公民教育、推动科技平台履行责任，并加强在打击虚假信息方面的国际合作。一个能够明辨是非、在变局中保持共识，且不被恐惧、仇恨或操纵所左右的社会，将成为可持续安全的重要基石。
第六，需要提升地区内的预防性外交、和解与斡旋能力。许多危机的爆发，并非仅仅因为利益分歧，而是因为各方缺乏值得信赖的交流渠道、缺乏使局势降温的空间，以及缺乏有助于将对抗转化为对话的机制。因此，亚太地区需要将预防性外交视为一种战略能力，而不是危机发生后的权宜之计。我们需要更多不同的磋商渠道、灵活的调解机制、应对突发事件的小组、半官方论坛，以及在军队、安全、执法力量、学者、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建立信任的倡议。其目标是在各方被卷入导致冲突风险的升级漩涡之前，创造出“外交出路”。
对于地区内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伙伴，越南希望传递一个富有诚意的信息：即亚太地区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任何拥有正当利益的国家都能为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本地区欢迎透明、负责任、尊重国际法、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并助力缓解紧张局势的参与。本地区所期待的，并不是任何大国的“存在”或“缺席”，而是一份负责任的承诺。我们认为竞争是必然的，但竞争必须被约束在法律、透明和自我克制的范畴之内。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当今世界的三大危机，并非我们必须被迫接受的必然结果。至关重要的是要直面危机，但不让危机掩盖了行动的机遇。国际秩序的危机表明，国际法与自我克制亟待加强。发展模式的危机表明，需要按照包容、可持续和以人为本的方向，进一步创新增长动力。战略互信的危机则要求开展透明且富有责任的对话，以及更加务实的合作机制。
这些答案不会凭空产生。只有在各国共同维护和制定规则、利益对接、巩固信任，并建立在现实中行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这些愿景才能成为现实。在一个充满变数的世界中，挑战不仅来自外部的不稳定，还来自我们自身在风险治理方面的准备不足。至关重要的是要从被动应对转化为主动构建；从重申原则转化为机制运转；从危机发生后的危机管理转化为危机爆发前的风险防范。
因此，今天亚太地区的选择并不在于竞争与不竞争之间，因为竞争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现实。更重要的选择是在失控竞争与负责任共处之间；在分裂与对话之间；在猜忌、胁迫与基于法律和互信的秩序之间。越南相信，我们地区有足够的智慧和共同利益来选择和平、合作与繁荣的道路。
各位嘉宾：
越南通过自身的历史充分理解和平的价值，也通过自身革新与一体化的历程深刻理解发展的价值。从这一亲身经历中，越南深刻认识到，我们的国家利益与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密不可分。为地区和平做出贡献，也就是保护越南的长远利益。扩大合作、防范风险并连接正当利益，是越南履行其对国际社会责任的方式。
和平、稳定与发展是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公约数。但只有当其转化为具体行动、在出现分歧时保持克制、在差异扩大时开展对话、在挑战跨越国界时进行合作，并建立在现实中能够运转的风险防范机制时，才真正具有意义。
本着这一精神，越南愿同地区内外的各国一道巩固规则、筑牢互信、促进对话、加强合作、防范风险，共同构建一个更安全、更具韧性、更繁荣的亚太地区。
谢谢大家！（完）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2026年5月29日晚，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该对话会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防与安全论坛之一。这也是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首次出席并在地区多边安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