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机构应致力于落实政治局第49号决议，为司法改革工作任务创造重要转折点，使其符合于建国和卫国事业。这是8月30日，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以中央司法改革指导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同最高人民法院举行工作会议时所强调的。
会议上，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和平同法院领导报告指出，我国政治、安全、社会秩序情况仍保持稳定，但犯罪形势还复杂多变。民事、经济、婚姻、劳务和行政等方面的案件呈增加趋势。法院行业干部人员已竭尽全力完成判决、制定法律和指导统一法律以及建设法院行业等工作中所提出的目标和任务。
国家主席张晋创高度评价近来法院工作和司法改革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司法部门在落实工作任务中向前迈步。尤其是，司法改革工作核心任务的落实得以推进，增加县级法院的权利，改革审问和辩护手续以及本着司法改革精神展开法院组织机构革新工作等。
然而，司法改革方面所取得的结果尚未达到司法改革要求和建设国家法权要求。张主席要求提高法官的道德品质和法院公务员的专业水平、能力与责任感，满足处理案件质量越来越高和融入国际社会的要求。（完）
1月13日，受国家主席梁强授权，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长黎怀忠向美国驻越南特命全权大使马克·埃文斯·纳珀（Marc E. Knapper）颁授友谊勋章。
由越共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阮孟强率领的越南外交部工作代表团在访问柬埔寨期间，于1月12日至13日在首都金边会见柬埔寨高级官员，就推动两国务实、高效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1月13日，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阮和平在对新加坡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会见了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
1月13日下午，越南国会主席陈青敏分别会见了前来辞行拜会的柬埔寨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谢金塔、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马克·纳珀和菲律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梅纳多•洛斯•巴诺斯•蒙塔莱格雷。
1月13日下午，越南政府总理、越南战后炸弹地雷及化学毒剂处理国家指导委员会主任范明政主持召开会议，总结2010-2025年阶段处理战后遗留炸弹地雷后果国家行动计划执行情况，并部署下一阶段的方向与任务。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期待将成为标志着越南在新时代的新发展阶段的一次盛会，其中民族和解与团结是实现这一更远进步的关键因素。这是越日大学校长古田元夫教授在接受越通社驻日本记者采访时强调的内容。
在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越南驻莫桑比克大使陈氏秋辰接受了莫桑比克执政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FRELIMO）官方新闻网“FRELIMO新闻”（BIF）的采访。
埃及共产党总书记萨拉赫·阿德利·阿卜杜勒哈菲兹（Salah Adly Abdelhafiz）接受越通社驻埃及记者采访时强调，近一个世纪以来，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对越南革命的一切胜利具有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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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越共十四大）召开前夕，老挝人民革命党机关报《人民报》(Pasaxon)在其新闻网上发表了题为《老挝—越南多个领域合作成果丰硕》的文章。
1月13日上午，越南政府总理、中央住房与房地产市场政策指导委员会主任范明政主持召开指委会第五次会议。范明政在会上发表总结讲话时指示，拉低商业住房价格，尤其是公寓房价，以使其更符合人民的实际收入、国家的条件以及市场的规律。
1月13日，越共十四大组织服务小组在河内国家会议中心开展大会组织服务工作检查。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主持检查活动。
1月13日，由国会副主席武鸿青率领的国会常务委员会、国家选举委员会监督检查工作组与山罗省选举委员会就第十六届国会代表及2026-2031年任期各级人民议会代表选举的筹备工作举行会议。
1月13日，由越南国会副主席、国家选举委员会委员黎明欢率领的国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家选举委员会代表团赴莱州省，对第十六届国会代表及2026—2031年任期各级人民议会代表选举筹备工作进行检查与监督。
河内市公安局1月12日召开专项会议，传达并部署越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安全保卫工作总体方案。
1月13日上午，国会办公厅在国会大厦举行会议，就122名由国会常务委员会推荐、拟参选第十六届国会中央机关专职代表（隶属国会各机构、国会办公厅及国会党委参谋助手机构）的人员，征求其工作单位选民意见。
在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越侨协会以色列分会主席张氏红在特拉维夫接受越通社记者采访，分享了对越南革新事业成就的观察，并表达了以色列越侨对党和国家领导的坚定信任及对未来的期待。
1月13日上午，越南政府总理、中央住房与房地产市场政策指导委员会主任范明政主持召开指委会第五次会议。会议主会场设在政府驻地，并与全国34个省、市进行视频连线。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及会议期间，正式敌对势力竭尽全力通过各种手段，企图“毒害”党的干部工作和党内团结的关键时刻。
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和政府总理以“主动、灵活、创新、果断、高效”为方针，秉持“只谈落实、不谈退却”的精神，集中指导和调控，在体制、机制和政策上实现突破，具有“扭转局势”和“转变状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