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共十三大:旅澳越南人对大会的成功充满期待

在全国人民喜迎越共十三大胜利召开的气氛中,旅居澳大利亚越南人对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越共十三大:旅澳越南人对大会的成功充满期待 ảnh 1越共十三大的一场讨论会。图自越通社

越通社河内——在全国人民喜迎越共十三大胜利召开的气氛中,旅居澳大利亚越南人对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委员、澳大利亚越南商会会长陈伯福表示,越共十三大不仅是全党、全军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而且还赢得了群众的关注,成为了包括海外越南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大盛事。大部分旅澳越南人均认为本次大会给海外越南人干部、党员和侨胞留下深刻印象。

陈伯福表示,尽管收到新冠肺炎疫情、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干旱、海水倒灌等的影响,但越共十三大 仍成功召开并且确保绝对安全,体现了整个政治体系的高度政治决心。

陈伯福相信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反腐工作将继续按照“不设禁区”方针得到有力开展,同时,越南将有效落实促防疫、稳经济的双重目标。他说,此次大会的成功将成为越南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确保民族光明的未来等的重要转折点。

旅居澳大利亚越侨知识分子——人工智能(AI),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专家、改革创新网络(NIC AU)主席David 阮表示,旅居海外越南人知识分子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将高瞻远瞩,推出合理的发展政策并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他说,越南在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也迎来许多机会,其是众志成城的力量所在。

在澳越南学生为过去5年越南一直跻身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越南成为世界上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尤其是越南在2020年成功落实“双重目标”而感到骄傲。

在悉尼金融投资集团工作的澳大利亚越南大学生协会会长阮福平表示,他对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国家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在悉尼大学就读经营数据分析专业的澳大利亚越南大学生协会副会长黄晋达表示,他觉得自己是从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果中收益的人,并认为自己要对祖国付出。他说,相信毕业之后将有机会为祖国贡献力量。(完)



Hà Thị Phương Oanh
越通社

更多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越南语部主任、越南问题研究员魏为。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革新理论引领越南迈入新纪元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评价为开启国家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政治事件,迈向建党100周年(2030年)和建国100周年(2045年)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重要起点。据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表示,越共十四大标志着越南开启一个“新纪元”,而关于革新路线的理论正是引领国家迈入那一新纪元的思想基础。

使文化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释放越南文化软实力

基于多年在法国从事文化艺术与跨国交流实践的经验,Art Space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秋庄认为,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应继续突出文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将其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

附图。体

越共十四大:夯实经济基础,开启发展新阶段

在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长期研究越南问题的资深专家加斯顿·菲奥尔达(Gastón Fiorda)对越南过去五年来取得的跨越式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尽管世界面临多重重大“冲击”,越南仍取得了令人钦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发表讲话。图自越通社

发挥全民族大团结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1月12日上午,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在河内举行2026年工作任务部署会议。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书记、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氏明怀出席会议。

附图 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城市规划——国家发展结构的现实化

在实施革新40年后,越南在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中取得了跨越式进步。在这一进程中,城镇化不仅是必然结果,更是主要的增长动力。回顾过往历程,越南科技协会联合会所属的城市规划与发展协会副主席、建筑师陶玉严指出,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构筑了坚实的"基石",推动国家迈入新的发展时代,地位焕然一新。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视为一项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为国家下一阶段的发展指明方向。从一名旅居美国越南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律师邓战胜认为,此次大会不仅具有总结既有成就的重要意义,而且为越南在新阶段实现战略性转型奠定了基础。

山罗省苏孝坊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干部、工作人员为群众办理行政手续。图自越通社

📝时评:精简机构:坚决终止逃避和推卸责任的状况

在近日召开的政府及地方政府2025年工作总结、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上,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强调,要大力推进机构组织和两级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改革,与权力下放相结合,朝着“赋权与问责并行”的方向推动治理方式发生重要变化,充分激发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机构更加精简,地方运行更加主动,合规成本逐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