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满完成在土耳其任务 越南人民军支援救灾队启程回国

2月22日下午(土耳其当地时间),越南人民军支援救灾队启程回国,结束支持土耳其克服地震后果之旅。
圆满完成在土耳其任务 越南人民军支援救灾队启程回国 ảnh 1越南人民军支援救灾队正在执行救援任务。图自越通社

越通社河内——越通社土耳其哈塔伊记者报道,2月22日下午(土耳其当地时间),越南人民军支援救灾队启程回国,结束支持土耳其克服地震后果之旅。

越南人民军支援救灾队回国欢送仪式在土耳其哈塔伊省省会安塔基亚哈塔伊机场举行,越南驻土耳其大使杜山海出席。

杜山海大使在欢送仪式上致辞时强调,越南人民军派兵前往土耳其进行搜寻救灾工作是为加强越南和土耳其两国双边关系作出贡献的象征。杜山海大使表示,越南人民军和越南公安部两支支援救灾队克服重重困难,不顾危险,积极帮助土耳其人民克服地震带来的后果,并得到了地方政府、人民和其他国际支援救灾力量信任和高度评价。

越南国家事故和灾害应对与搜救委员会常设办公室副主任、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搜寻救灾局副局长、越南国防部救援队队长范文巳少将就越南人民军支援救灾队在协助土耳其克服地震后果期间的成果作总结报告;同时,衷心感谢越南驻土耳其大使馆以及东道国主管部门和职能机构对越南人民军支援救灾队圆满完成任务的支持。

在2月13日至22日在哈塔伊省展开搜寻救灾任务期间,越南人民军支援救灾队在31个地点进行搜寻,帮助土耳其确定15处地震遇难者地点,其中2处地点有生命迹象。越南人民军支援救灾队向当地搜救力量指明这些地点,救出28具遇难者遗体。此外,越南人民军支援救灾队还与巴林、墨西哥等国家救援队协调发现3处地点,并找到10具遇难者遗体;帮助另外当地居民3户家庭稳定住处。随队医疗队为7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救援队患者进行了看病、救治和提供药品。另外,在执行任务期间,越南人民军支援救灾队领导先后拜访了中国、印度、意大利、巴基斯坦等9个国际救援队,共同交流和分享救援经验。

按照计划,越南人民军支援救灾队从哈塔伊省飞往伊斯坦布尔市,然后飞往河内内排国际机场。预计,越南人民军支援救灾队将于2月23日下午到达河内。(完)
越通社

更多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越南语部主任、越南问题研究员魏为。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革新理论引领越南迈入新纪元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评价为开启国家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政治事件,迈向建党100周年(2030年)和建国100周年(2045年)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重要起点。据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表示,越共十四大标志着越南开启一个“新纪元”,而关于革新路线的理论正是引领国家迈入那一新纪元的思想基础。

使文化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释放越南文化软实力

基于多年在法国从事文化艺术与跨国交流实践的经验,Art Space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秋庄认为,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应继续突出文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将其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

附图。体

越共十四大:夯实经济基础,开启发展新阶段

在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长期研究越南问题的资深专家加斯顿·菲奥尔达(Gastón Fiorda)对越南过去五年来取得的跨越式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尽管世界面临多重重大“冲击”,越南仍取得了令人钦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发表讲话。图自越通社

发挥全民族大团结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1月12日上午,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在河内举行2026年工作任务部署会议。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书记、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氏明怀出席会议。

附图 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城市规划——国家发展结构的现实化

在实施革新40年后,越南在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中取得了跨越式进步。在这一进程中,城镇化不仅是必然结果,更是主要的增长动力。回顾过往历程,越南科技协会联合会所属的城市规划与发展协会副主席、建筑师陶玉严指出,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构筑了坚实的"基石",推动国家迈入新的发展时代,地位焕然一新。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视为一项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为国家下一阶段的发展指明方向。从一名旅居美国越南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律师邓战胜认为,此次大会不仅具有总结既有成就的重要意义,而且为越南在新阶段实现战略性转型奠定了基础。

山罗省苏孝坊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干部、工作人员为群众办理行政手续。图自越通社

📝时评:精简机构:坚决终止逃避和推卸责任的状况

在近日召开的政府及地方政府2025年工作总结、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上,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强调,要大力推进机构组织和两级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改革,与权力下放相结合,朝着“赋权与问责并行”的方向推动治理方式发生重要变化,充分激发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机构更加精简,地方运行更加主动,合规成本逐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