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通社河内 ——每年逢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无国界记者”组织（RSF）都会公布所谓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根据该组织2026年发布的报告，越南在180个被评估国家中位列第174名，属于排名最低行列。这并非“无国界记者”第一次对越南做出缺乏客观性的评价，但这些报告中对陈旧信息的重复，暴露了一种带有偏见、片面、不尊重各国政治模式、历史和文化差异的强加性思维。
观察该组织多年来的评估方法，可以看出它主要依赖于单向调查，征求一些对越南持有政治偏见的团体、个人和组织的意见。
报告中的许多内容基于未经独立核实的次级信息，甚至重复使用流亡反动组织的不实信息。因此，该组织的排名非但不能真实反映新闻环境，反而日益暴露出它是将西方政治观点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惯用手法，便是故意将“新闻自由”与违法行为混为一谈。该组织2026年报告再次故技重施，把那些反国家、造谣煽动、破坏社会稳定的分子，堂而皇之地称为“独立记者”。
这种做法不仅缺乏法律依据，更危险的是，它故意模糊了言论自由与借自由之名损害国家、组织及个人合法权益行为之间的界限。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接受以“新闻自由”为名煽动骚乱、宣传颠覆或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
即使在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反恐、保护国家机密、管控网络虚假信息等法律体系也执行得非常严格。
“无国界记者”本年度的报告也承认，许多西方国家的新闻环境正面临预算削减、信息获取受限、记者遭受暴力事件增多、科技集团和媒体寡头的支配日益增强等一系列压力。
然而，当西方国家实施管理措施时，“无国界记者”视其为“必要的调整”，而当越南依法行事时，该组织就立刻指责为“压制新闻自由”。这种“双重标准”的评价方式使得其报告的客观性日益受到质疑。
其荒谬之处还体现在所采用的参考框架上。该组织默认西方多党私营媒体模式是新闻自由的唯一标准，从而否定其他符合各国自身历史条件和政治体制的新闻模式。
然而，事实上，新闻从未存在于具体的政治社会环境之外。西方媒体也必须在媒体集团的利益和西方政治价值体系内运行。因此，所谓的“绝对新闻自由”从未像一些西方组织所宣扬的那样存在过。
与“无国界记者”组织所描绘的扭曲图景相反，近年来越南的新闻实践展现了一幅充满活力、开放包容且日益专业化的生动画卷。
根据中央2017年发布关于进一步革新、精简政治组织机构的提高其运作效率的第18-NQ/TW号决议进行精简后，截至2025年底，越南全国共有778家新闻机构近2.1万名持证记者。
许多新闻机构形成报纸-广播-电视模式，精简了机构，提高了宣传效果。许多记者被国家创造机会到世界多国学习、交流专业经验。对于来越南工作和报道的国际新闻机构，越南党和国家始终创造便利条件，没有任何技术或法律障碍。
越南新闻媒体积极参与社会评议、反腐败斗争，政策执行监督，保护人民的合法利益。典型例子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数千名记者出现在疫情中心、野战医院、隔离区，传递准确信息，打击虚假新闻，传播社区团结精神。在自然灾害时期，记者们总是出现在第一线，及时反映人民生活，积极参与救援活动。这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与国家及人民权利和利益紧密相连的新闻媒体形象。
与此同时，许多重大的消极事件被新闻媒体揭露。食品安全、高科技诈骗、土地违规、环境污染、校园暴力或公共管理中的不足等热点问题都得到了公开、坦率地公之于众。不少事件在媒体报道后，职能机关已介入并予以严肃处理。
在越南，新闻自由权在2013年《宪法》中有明确规定，并通过2016年《新闻法》及相关法律文件具体化，根本不存在极端分子所渲染的所谓“被压迫”的新闻媒体。
“无国界记者”缺乏客观性的报告正被一些缺乏善意的反动组织用作歪曲越南民主、人权状况的工具，在国际关系中施压，并在国外舆论中制造错误认知。
一个不准确的信息被反复多次传播后，很容易给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实”的错觉，尽管实际情况完全相反。
近年来，越南的新闻数字化转型发展强劲，为推动新闻媒体日益高效运行注入了动力。许多新闻机构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多平台技术来扩大受众接触面。国家级新闻论坛、大型新闻奖、为记者举办的国际培训项目定期举行，有助于提升越南新闻媒体在全球数字媒体环境中的专业性和竞争力。
当然，与世界上任何新闻媒体一样，越南新闻媒体也存在一些需要继续完善的问题，如提高评议质量、处理假新闻、保护数字版权、适应多平台传播以及加强职业道德规范。但这是越南革命新闻事业自我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来自外部带有政治动机的指控截然不同。
最重要的不在于那些充满偏见的排名，而在于实践的检验。每天有数千万越南人民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电子报以及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新闻信息接触媒体。公众对主流新闻媒体的信任、新闻媒体的先锋作用和社会责任，是越南革命新闻事业效力、效率以及持久生命力的最生动证明。（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