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通社简讯2014.4.24

· 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已批准了2014 — 2020年阶段艾滋病患儿国家行动计划。

· 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已批准了2014 — 2020年阶段艾滋病患儿国家行动计划。

· 越南政府总理签发有关成立国际融入国家指导委员会的596号议定书。

· 韩国韩华保险集团将通过该国驻胡志明市文化中心向越南坚江、金瓯、隆安、永隆、得乐和平定等南部六个省提供资金,用于建设40间爱心屋,每间房屋总额为1600美元。

· “2014年朝奠边府—人民军报杯”全国自行车公开赛将从5月1日至6日举行。包括日本和马来西亚两国代表在内的22支男队和女队参加。

· 越南广宁省2014年狂欢节将于4月30日正式开幕。

· 平福省202明胡椒农获热带雨林联盟认证。

· 2014年河内农业种苗、物资、设备和产品展销会4月24日在河内市丹凤县开展。

· 2014年泰国商品零售展4月24日在河内开展。泰国100家一流企业参展,公社120个展位。

· 4月24日在胡志明市,(越南)国际数据集团同胡志明市信息传媒厅联合举行2014 年信息传媒各大事件公布仪式。

· 2014年第一季度,全国外商投资项目到位资金额达28.5亿美元,同比增长5.6%。

· 2014 年 3 月份,越南海防市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5.41% ,环比增长 22.44%。

· 新加坡总理公署属下国立研究基金会将展开十年研究与教育计划,也要栽培100名核科学家。

·题为“东盟航行所面临的挑战与东海争端解决展望”的东海国际研讨会4月24日在缅甸仰光市举行。

· 2014年,宜安省力争为3.5至3.7万名劳动者创造新就业机会,其中劳务出口1.23万人,把失业率降至3%以下。

·度尼西亚贸易部副部长巴尤·克利斯纳穆迪透露,2014年国际手工艺品市场需求日益增加,印度尼西亚的手工艺品出口总额有望达10万亿卢比(约合8.706亿美元),同比增长7-8%。

·越南同奈省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前4个月,同奈省咖啡出口量达10万吨以上,同比增长近两倍。 (越通社-V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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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越南语部主任、越南问题研究员魏为。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革新理论引领越南迈入新纪元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评价为开启国家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政治事件,迈向建党100周年(2030年)和建国100周年(2045年)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重要起点。据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表示,越共十四大标志着越南开启一个“新纪元”,而关于革新路线的理论正是引领国家迈入那一新纪元的思想基础。

使文化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释放越南文化软实力

基于多年在法国从事文化艺术与跨国交流实践的经验,Art Space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秋庄认为,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应继续突出文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将其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

附图。体

越共十四大:夯实经济基础,开启发展新阶段

在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长期研究越南问题的资深专家加斯顿·菲奥尔达(Gastón Fiorda)对越南过去五年来取得的跨越式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尽管世界面临多重重大“冲击”,越南仍取得了令人钦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发表讲话。图自越通社

发挥全民族大团结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1月12日上午,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在河内举行2026年工作任务部署会议。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书记、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氏明怀出席会议。

附图 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城市规划——国家发展结构的现实化

在实施革新40年后,越南在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中取得了跨越式进步。在这一进程中,城镇化不仅是必然结果,更是主要的增长动力。回顾过往历程,越南科技协会联合会所属的城市规划与发展协会副主席、建筑师陶玉严指出,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构筑了坚实的"基石",推动国家迈入新的发展时代,地位焕然一新。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视为一项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为国家下一阶段的发展指明方向。从一名旅居美国越南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律师邓战胜认为,此次大会不仅具有总结既有成就的重要意义,而且为越南在新阶段实现战略性转型奠定了基础。

山罗省苏孝坊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干部、工作人员为群众办理行政手续。图自越通社

📝时评:精简机构:坚决终止逃避和推卸责任的状况

在近日召开的政府及地方政府2025年工作总结、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上,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强调,要大力推进机构组织和两级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改革,与权力下放相结合,朝着“赋权与问责并行”的方向推动治理方式发生重要变化,充分激发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机构更加精简,地方运行更加主动,合规成本逐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