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共中央对外部领导与乌拉圭政党领导举行视频会谈

12月15日,受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委托,越共中央对外部常务副部长阮辉僧代表中央对外部领导与乌拉圭广泛阵线党主席哈维尔·米兰达(Javier Miranda)、乌拉圭共产党总书记胡安·卡斯蒂洛(Juan Castillo)和乌拉圭多位左派政党领导代表等举行视频会谈。
越共中央对外部领导与乌拉圭政党领导举行视频会谈 ảnh 1越共中央对外部领导与乌拉圭政党领导举行视频会谈。图自越通社

越通社河内——12月15日,受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委托,越共中央对外部常务副部长阮辉僧代表中央对外部领导与乌拉圭广泛阵线党主席哈维尔·米兰达(Javier Miranda)、乌拉圭共产党总书记胡安·卡斯蒂洛(Juan Castillo)和乌拉圭多位左派政党领导代表等举行视频会谈。

乌拉圭政党领导对越南在实施防疫措施和复工复产发展经济双重目标中所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对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越南是经济呈增长态势的少数国家之一表示印象深刻。乌拉圭政党领导相信,越南共产党将渡过一切困难和挑战,成功举办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实施革新事业,出台英明的主张和路线,成功实现民富、国强、民主、公平和文明的目标。乌拉圭政党领导希望与越南共产党加深友谊、团结与合作关系,为推动两国合作与交流奠定政治基础。

越共中央对外部领导与乌拉圭政党领导举行视频会谈 ảnh 2乌拉圭政党领导代表。图自越通社

越共中央对外部常务副部长阮辉僧向乌拉圭广泛阵线党主席哈维尔·米兰达和共产党总书记胡安•卡斯蒂洛转达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致以的问候,并强调,越南共产党希望继续与乌拉圭政党加强友好合作关系。

阮辉僧强调,越南共产党愿与乌拉圭分享防疫和保持经济增长态势的经验。他重申,越南一向重视并希望进一步深化与乌拉圭的团结和友好合作关系。

阮辉僧简要介绍了越南国情,越南共产党的情况以及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等。

在会谈中,双方就促进越南共产党与乌拉圭广泛阵线党和共产党合作关系的措施交换看法。(完)
越通社

更多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越南语部主任、越南问题研究员魏为。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革新理论引领越南迈入新纪元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评价为开启国家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政治事件,迈向建党100周年(2030年)和建国100周年(2045年)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重要起点。据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表示,越共十四大标志着越南开启一个“新纪元”,而关于革新路线的理论正是引领国家迈入那一新纪元的思想基础。

使文化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释放越南文化软实力

基于多年在法国从事文化艺术与跨国交流实践的经验,Art Space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秋庄认为,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应继续突出文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将其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

附图。体

越共十四大:夯实经济基础,开启发展新阶段

在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长期研究越南问题的资深专家加斯顿·菲奥尔达(Gastón Fiorda)对越南过去五年来取得的跨越式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尽管世界面临多重重大“冲击”,越南仍取得了令人钦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发表讲话。图自越通社

发挥全民族大团结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1月12日上午,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在河内举行2026年工作任务部署会议。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书记、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氏明怀出席会议。

附图 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城市规划——国家发展结构的现实化

在实施革新40年后,越南在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中取得了跨越式进步。在这一进程中,城镇化不仅是必然结果,更是主要的增长动力。回顾过往历程,越南科技协会联合会所属的城市规划与发展协会副主席、建筑师陶玉严指出,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构筑了坚实的"基石",推动国家迈入新的发展时代,地位焕然一新。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视为一项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为国家下一阶段的发展指明方向。从一名旅居美国越南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律师邓战胜认为,此次大会不仅具有总结既有成就的重要意义,而且为越南在新阶段实现战略性转型奠定了基础。

山罗省苏孝坊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干部、工作人员为群众办理行政手续。图自越通社

📝时评:精简机构:坚决终止逃避和推卸责任的状况

在近日召开的政府及地方政府2025年工作总结、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上,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强调,要大力推进机构组织和两级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改革,与权力下放相结合,朝着“赋权与问责并行”的方向推动治理方式发生重要变化,充分激发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机构更加精简,地方运行更加主动,合规成本逐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