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主席留下的遗产 – 跨时代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有关向胡志明主席授予“越南民族解放英雄和杰出文化家”称号的决议一事意义重大。因为这不仅肯定了越南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正确性和正义性,也体现了人类对胡伯伯留下的遗产的尊重。这些遗产直到今天仍然完好无损。
胡志明主席留下的遗产 – 跨时代文化遗产 ảnh 1胡志明主席。图自越通社

越通社河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有关向胡志明主席授予“越南民族解放英雄和杰出文化家”称号的决议一事意义重大。因为这不仅肯定了越南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正确性和正义性,也体现了人类对胡伯伯留下的遗产的尊重。这些遗产直到今天仍然完好无损。

“我只有一个渴望,最高的渴望是我们的国家完全独立,我们的人民完全自由,全体同胞都有饭吃、有衣穿,人人都能读上书,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应有的地位”。这就是胡志明主席毕生对越南国家和人民的强烈愿望。他老人家的人文思想和价值观也鼓励了世界多国为独立、自由与和平而进行的斗争。

莫桑比克驻越南大使馆参赞  Maria Fatima Phumbe说:“每次谈到给人民带来平等与自由,我立刻想到胡志明主席。我们莫桑比克人民很尊重胡志明主席。他老人家所作出的贡献不仅有利于越南人民的革命事业,而且还对世界受压迫和剥削的国家产生积极影响”。
胡志明主席是越南民族决心的杰出象征,为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奉献一生。胡志明在诸多领域的重要贡献是越南人民上千年传统的结晶。他的思想体现了越南民族的本色,成为越南民族愿望的化身和增进相互了解思想的典型代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席代表克里斯蒂安·曼哈特说:“胡志明主席在文化、教育、艺术和民族解放、为和平而斗争、世界人民的民主与进步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4届大会已通过有关向胡志明主席授予“越南民族解放英雄和杰出文化家”称号的决议”。

胡志明主席留下的最大遗产是他对全民教育的正确愿景。目前,有效继承并弘扬胡志明主席这一优良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越南在民族文化特色价值保护与弘扬方面的有效合作的生动体现。(完)

越通社

更多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越南语部主任、越南问题研究员魏为。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革新理论引领越南迈入新纪元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评价为开启国家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政治事件,迈向建党100周年(2030年)和建国100周年(2045年)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重要起点。据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表示,越共十四大标志着越南开启一个“新纪元”,而关于革新路线的理论正是引领国家迈入那一新纪元的思想基础。

使文化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释放越南文化软实力

基于多年在法国从事文化艺术与跨国交流实践的经验,Art Space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秋庄认为,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应继续突出文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将其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

附图。体

越共十四大:夯实经济基础,开启发展新阶段

在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长期研究越南问题的资深专家加斯顿·菲奥尔达(Gastón Fiorda)对越南过去五年来取得的跨越式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尽管世界面临多重重大“冲击”,越南仍取得了令人钦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发表讲话。图自越通社

发挥全民族大团结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1月12日上午,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在河内举行2026年工作任务部署会议。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书记、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氏明怀出席会议。

附图 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城市规划——国家发展结构的现实化

在实施革新40年后,越南在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中取得了跨越式进步。在这一进程中,城镇化不仅是必然结果,更是主要的增长动力。回顾过往历程,越南科技协会联合会所属的城市规划与发展协会副主席、建筑师陶玉严指出,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构筑了坚实的"基石",推动国家迈入新的发展时代,地位焕然一新。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视为一项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为国家下一阶段的发展指明方向。从一名旅居美国越南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律师邓战胜认为,此次大会不仅具有总结既有成就的重要意义,而且为越南在新阶段实现战略性转型奠定了基础。

山罗省苏孝坊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干部、工作人员为群众办理行政手续。图自越通社

📝时评:精简机构:坚决终止逃避和推卸责任的状况

在近日召开的政府及地方政府2025年工作总结、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上,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强调,要大力推进机构组织和两级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改革,与权力下放相结合,朝着“赋权与问责并行”的方向推动治理方式发生重要变化,充分激发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机构更加精简,地方运行更加主动,合规成本逐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