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会见菲律宾外交部长

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会见了正在对越南进行工作访问的菲律宾外交部长艾伯特·德尔·罗萨里奥。
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会见菲律宾外交部长 ảnh 1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会见菲律宾外交部长艾伯特·德尔·罗萨里奥(图片来源:越通社)

10月21日下午在河内,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会见了正在对越南进行工作访问的菲律宾外交部长艾伯特·德尔·罗萨里奥(Albert del Rosario)。

阮晋勇总理高度评价由越菲两国外交部部长共同主持召开的越菲双边合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的结果,同时高度评价菲律宾外交部代表团与越南各部委行业之间的商谈结果,旨在推动两国在各个领域,尤其是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他重申,菲律宾外交部长艾伯特·德尔·罗萨里奥此次访越将为加强两国合作关系作出切实贡献。

阮晋勇总理表示,越菲两国是互为友好邻国,同为东盟成员国,在东海具有共同利益以及在建设东盟共同体日益繁荣昌盛担负共同责任。他重申了越南竭尽全力同菲律宾一道,推动两国合作关系全面深入发展,把两国关系提升到新台阶。

阮晋勇总理希望双方继续增进各级代表团互访;为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尤其是大米、投资和旅游等领域合作提供更多的资源和给予更多的优先;继续紧密配合推动两国渔业、科技、文化、国防安全、民间交流等领域的合作。他重申,越南政府将为菲律宾企业在越南开展长期经营活动创造便利条件。

罗萨里奥部长重申,菲律宾十分重视推动与越南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在越菲双边合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双方在经济、海洋、渔业、国防安全、民间交流等领域已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和协议。

关于东海问题,罗萨里奥对东海近段时间的紧张局势深表担忧。他说,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无助于解决东海问题。有关各方应在遵守国际法,尤其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东海争端。此外,他对推动有关各方严肃落实《东海各方行为宣言》(DOC),尽早达成《东海行为准则》的共同观点表示赞成。

会上,双方一致同意保持密切配合,在人道主义精神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解决渔民问题。(完)

越通社

更多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越南语部主任、越南问题研究员魏为。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革新理论引领越南迈入新纪元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评价为开启国家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政治事件,迈向建党100周年(2030年)和建国100周年(2045年)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重要起点。据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表示,越共十四大标志着越南开启一个“新纪元”,而关于革新路线的理论正是引领国家迈入那一新纪元的思想基础。

使文化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释放越南文化软实力

基于多年在法国从事文化艺术与跨国交流实践的经验,Art Space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秋庄认为,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应继续突出文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将其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

附图。体

越共十四大:夯实经济基础,开启发展新阶段

在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长期研究越南问题的资深专家加斯顿·菲奥尔达(Gastón Fiorda)对越南过去五年来取得的跨越式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尽管世界面临多重重大“冲击”,越南仍取得了令人钦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发表讲话。图自越通社

发挥全民族大团结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1月12日上午,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在河内举行2026年工作任务部署会议。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书记、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氏明怀出席会议。

附图 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城市规划——国家发展结构的现实化

在实施革新40年后,越南在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中取得了跨越式进步。在这一进程中,城镇化不仅是必然结果,更是主要的增长动力。回顾过往历程,越南科技协会联合会所属的城市规划与发展协会副主席、建筑师陶玉严指出,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构筑了坚实的"基石",推动国家迈入新的发展时代,地位焕然一新。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视为一项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为国家下一阶段的发展指明方向。从一名旅居美国越南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律师邓战胜认为,此次大会不仅具有总结既有成就的重要意义,而且为越南在新阶段实现战略性转型奠定了基础。

山罗省苏孝坊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干部、工作人员为群众办理行政手续。图自越通社

📝时评:精简机构:坚决终止逃避和推卸责任的状况

在近日召开的政府及地方政府2025年工作总结、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上,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强调,要大力推进机构组织和两级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改革,与权力下放相结合,朝着“赋权与问责并行”的方向推动治理方式发生重要变化,充分激发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机构更加精简,地方运行更加主动,合规成本逐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