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代表团积极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5次会议

10月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5次年议在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闭幕。
越南代表团积极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5次会议 ảnh 1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5次年议在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闭幕。图自越通社

越通社日内瓦——10月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5次年议在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闭幕。本次会议围绕与联合国和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合作、发展权、移民者的人权、恐怖主义与人权、部分国家的人权状况等问题展开讨论。
         
由越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常驻世界贸易组织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黎氏雪梅大使为团长的代表团积极参加会议。

越南代表团出席8场会议并发表讲话。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人权产生影响的报告的对话会、发展权的专题讨论会和性别平等专题讨论会上,越南代表团强调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保护和促进人权的承诺;支持国际合作和采取多边方法来有效应对疫情及疫情过后恢复工作;重视稳定经济社会政策和采取有力措施旨在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对越南人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活权、医疗保健权和谋生权的影响。
越南代表团积极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5次会议 ảnh 2越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常驻世界贸易组织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黎氏雪梅大使。图自越通社

对于在本次会议上提及有关越南的问题,越南代表团强调了越南党、国家在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一贯政策。越南在保护和促进人权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获得国际社会信任并给予高度评价。

此外,越南代表团也积极参加各项文件的制定工作;共同制定一些决议并获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本次会议通过,如发展权的决议、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的决议等。代表东盟,越南代表团在有关发展权、性别平等等讨论会上发表讲话;与缅甸人权状况的特别报告员和柬埔寨人权状况的特别报告员进行对话等。

越南代表团本着对话与合作精神出席会议,体现了越南对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一贯政策、观点和成就以及东盟的共同成就和观点,为同各国保障人权理事会的活动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作出贡献。(完)
越通社

更多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越南语部主任、越南问题研究员魏为。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革新理论引领越南迈入新纪元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评价为开启国家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政治事件,迈向建党100周年(2030年)和建国100周年(2045年)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重要起点。据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表示,越共十四大标志着越南开启一个“新纪元”,而关于革新路线的理论正是引领国家迈入那一新纪元的思想基础。

使文化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释放越南文化软实力

基于多年在法国从事文化艺术与跨国交流实践的经验,Art Space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秋庄认为,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应继续突出文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将其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

附图。体

越共十四大:夯实经济基础,开启发展新阶段

在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长期研究越南问题的资深专家加斯顿·菲奥尔达(Gastón Fiorda)对越南过去五年来取得的跨越式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尽管世界面临多重重大“冲击”,越南仍取得了令人钦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发表讲话。图自越通社

发挥全民族大团结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1月12日上午,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在河内举行2026年工作任务部署会议。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书记、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氏明怀出席会议。

附图 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城市规划——国家发展结构的现实化

在实施革新40年后,越南在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中取得了跨越式进步。在这一进程中,城镇化不仅是必然结果,更是主要的增长动力。回顾过往历程,越南科技协会联合会所属的城市规划与发展协会副主席、建筑师陶玉严指出,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构筑了坚实的"基石",推动国家迈入新的发展时代,地位焕然一新。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视为一项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为国家下一阶段的发展指明方向。从一名旅居美国越南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律师邓战胜认为,此次大会不仅具有总结既有成就的重要意义,而且为越南在新阶段实现战略性转型奠定了基础。

山罗省苏孝坊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干部、工作人员为群众办理行政手续。图自越通社

📝时评:精简机构:坚决终止逃避和推卸责任的状况

在近日召开的政府及地方政府2025年工作总结、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上,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强调,要大力推进机构组织和两级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改革,与权力下放相结合,朝着“赋权与问责并行”的方向推动治理方式发生重要变化,充分激发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机构更加精简,地方运行更加主动,合规成本逐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