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外交网站: 50年来越印关系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印越双方继续强调越南在印度“向东行动”政策和《印太共同愿景》中的作用,并强调,印越两国关系以经济、贸易、国防和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为基础。
现代外交网站: 50年来越印关系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ảnh 1应越南国会主席王廷惠的邀请,印度下议院议长奥姆·比拉于4月19日至21日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图自越通社
越通社新德里——越通社驻新德里记者报道,《现代外交》(Modern Diplomacy)网站刚发表有关50年来越印关系一直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的文章。

文章称,印越双方继续强调越南在印度“向东行动”政策和《印太共同愿景》中的作用,并强调,印越两国关系以经济、贸易、国防和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为基础。

从历史上看,两国关系从“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然后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外交关系,其是双方在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尽管两国政治制度不同,但双方高层互访频繁,印度对越南拥有日益重要的作用,支持越南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事业,同时承诺支持当前越南国防的发展。越南是印度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印度、俄罗斯和中国同为越南的全面战略伙伴。

印度外交部副部长所罗伯·库马尔(Saurabh Kumar)认为, 东盟的中心地位和统一性是《印太共同愿景》的重要因素。越南在地区和印度的愿景中,特别是在东海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经贸政策合作是印越两国关系的重要部分。印度是越南在南亚地区的最重要市场,占越南与南亚国家贸易总额的80%。印度下议院(人民院)议长奥姆·博拉(Om Birla)曾表示希望将双边贸易额从之前的 132 亿美元增加到 150 亿美元。

对于双边关系的前景,两国正在实施《2021-2023年行动计划》,以落实两国领导所达成的协议和承诺。

这篇文章结尾称,越印关系是深刻理解彼此需求和相互尊重的长久关系。莫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正安排对越南进行的访问和多年来政策稳定充分表明印越两国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完)

越通社

更多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越南语部主任、越南问题研究员魏为。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革新理论引领越南迈入新纪元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评价为开启国家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政治事件,迈向建党100周年(2030年)和建国100周年(2045年)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重要起点。据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表示,越共十四大标志着越南开启一个“新纪元”,而关于革新路线的理论正是引领国家迈入那一新纪元的思想基础。

使文化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释放越南文化软实力

基于多年在法国从事文化艺术与跨国交流实践的经验,Art Space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秋庄认为,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应继续突出文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将其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

附图。体

越共十四大:夯实经济基础,开启发展新阶段

在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长期研究越南问题的资深专家加斯顿·菲奥尔达(Gastón Fiorda)对越南过去五年来取得的跨越式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尽管世界面临多重重大“冲击”,越南仍取得了令人钦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发表讲话。图自越通社

发挥全民族大团结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1月12日上午,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在河内举行2026年工作任务部署会议。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书记、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氏明怀出席会议。

附图 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城市规划——国家发展结构的现实化

在实施革新40年后,越南在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中取得了跨越式进步。在这一进程中,城镇化不仅是必然结果,更是主要的增长动力。回顾过往历程,越南科技协会联合会所属的城市规划与发展协会副主席、建筑师陶玉严指出,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构筑了坚实的"基石",推动国家迈入新的发展时代,地位焕然一新。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视为一项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为国家下一阶段的发展指明方向。从一名旅居美国越南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律师邓战胜认为,此次大会不仅具有总结既有成就的重要意义,而且为越南在新阶段实现战略性转型奠定了基础。

山罗省苏孝坊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干部、工作人员为群众办理行政手续。图自越通社

📝时评:精简机构:坚决终止逃避和推卸责任的状况

在近日召开的政府及地方政府2025年工作总结、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上,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强调,要大力推进机构组织和两级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改革,与权力下放相结合,朝着“赋权与问责并行”的方向推动治理方式发生重要变化,充分激发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机构更加精简,地方运行更加主动,合规成本逐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