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圆满结束对越南正式访问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夫人1月17日上午 离开河内,圆满结束对越南的正式访问。

访越期间,在友好、真诚、互相信任和互相了解气氛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举行会谈,并礼节性拜访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和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夫人1月17日上午 离开河内,圆满结束对越南的正式访问。

访越期间,在友好、真诚、互相信任和互相了解气氛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举行会谈,并礼节性拜访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和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

在各场会谈和会见上,双方对越南与日本合作关系近年来快速和全面发展表示满意,就继续巩固与加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大方向和具体措施达成高度共识。

为了不断巩固与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增进两国高层领导互访、接触与对话,紧密合作有效展开两国高层领导所达成的经济合作协议,特别是北南高速公路、沥县(Lach Huyen)港口、宁顺二号核电站建设项目、稀土开采加工项目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

越南对日本20年来为越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巨额官方发展援助表示衷心感谢,对日本首相承诺继续优先向越南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和公布向越南三个项目提供总值为5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等给予高度评价。

越南高度评价日本在越日合作框架内协助越南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尤其是到2020年和展望2030年越南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 。

双方一致同意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加强协调与配合,在举办庆祝东盟-日本建立对话关系 40周年纪念活动上保持密切沟通 ,并一致认为,各国应紧密合作,为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合作与繁荣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在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和争端。

双方表示深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此访将为推动越 日战略伙伴关系步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注入动力。

值纪念越日两国建交40周年之际,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2013年越日友谊年正式开幕,同时强调双方将紧密合作,成功举办2013年越日友谊年各项庆祝活动。(越通社)

更多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越南语部主任、越南问题研究员魏为。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革新理论引领越南迈入新纪元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评价为开启国家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政治事件,迈向建党100周年(2030年)和建国100周年(2045年)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重要起点。据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表示,越共十四大标志着越南开启一个“新纪元”,而关于革新路线的理论正是引领国家迈入那一新纪元的思想基础。

使文化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释放越南文化软实力

基于多年在法国从事文化艺术与跨国交流实践的经验,Art Space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秋庄认为,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应继续突出文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将其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

附图。体

越共十四大:夯实经济基础,开启发展新阶段

在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长期研究越南问题的资深专家加斯顿·菲奥尔达(Gastón Fiorda)对越南过去五年来取得的跨越式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尽管世界面临多重重大“冲击”,越南仍取得了令人钦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发表讲话。图自越通社

发挥全民族大团结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1月12日上午,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在河内举行2026年工作任务部署会议。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书记、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氏明怀出席会议。

附图 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城市规划——国家发展结构的现实化

在实施革新40年后,越南在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中取得了跨越式进步。在这一进程中,城镇化不仅是必然结果,更是主要的增长动力。回顾过往历程,越南科技协会联合会所属的城市规划与发展协会副主席、建筑师陶玉严指出,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构筑了坚实的"基石",推动国家迈入新的发展时代,地位焕然一新。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视为一项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为国家下一阶段的发展指明方向。从一名旅居美国越南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律师邓战胜认为,此次大会不仅具有总结既有成就的重要意义,而且为越南在新阶段实现战略性转型奠定了基础。

山罗省苏孝坊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干部、工作人员为群众办理行政手续。图自越通社

📝时评:精简机构:坚决终止逃避和推卸责任的状况

在近日召开的政府及地方政府2025年工作总结、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上,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强调,要大力推进机构组织和两级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改革,与权力下放相结合,朝着“赋权与问责并行”的方向推动治理方式发生重要变化,充分激发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机构更加精简,地方运行更加主动,合规成本逐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