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一50周年:越南成为战后和平与发展的象征

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授马西纳·彼得罗·保罗(Masina Pietro Paolo)在接受越通社驻意大利记者采访时强调,自国家统一50周年(1975年4月30日-2025年4月30日)来,越南越过了战争创伤,砥砺前行,成为全球的成功典范。

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授马西纳·彼得罗·保罗接受越通社驻意大利记者的采访。图自越通社
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授马西纳·彼得罗·保罗接受越通社驻意大利记者的采访。图自越通社

越通社河内 ——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授马西纳·彼得罗·保罗(Masina Pietro Paolo)在接受越通社驻意大利记者采访时强调,自国家统一50周年(1975年4月30日-2025年4月30日)来,越南越过了战争创伤,砥砺前行,成为全球的成功典范。

马西纳认为,决定越南当今潜力与地位的因素就是和平。越南人民曾饱受战争痛苦和损失,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和平的珍贵。越南是一个与邻国发展友好关系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上促进国际合作的国家。今天的越美关系就是战后和解的典范。两国从昔日的敌人发展成为全面战略伙伴。

对于越南凝聚民族团结力量服务于国家发展事业,马西纳表示,越南社会仍然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也是解决当前挑战的宝贵资源。马西纳举例,越南人民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拥有非常负责任的态度,为疫苗研发出来之前建立有效的防控体系做出了贡献。

对于1975年4月30日取得胜利的因素,马西纳强调了军事艺术与外交巧妙结合的作用。他表示,越南高举和平与正义旗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马西纳指出,胡志明主席在向世界推介越南爱好和平与自由的国家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他的思想遗产和国际威望仍是宝贵资源,继续为巩固和发展越南对外关系作出贡献。

马西纳回忆起1975年4月30日越南在意大利举行的庆祝胜利活动。当时在意大利的许多城市,人们组织游行、举办会议庆祝越南战争结束。尽管地理相距遥远,越南人民争取独立斗争仍然在许多意大利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许多意大利代表团访问了河内,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越南人民正义斗争的声援。(完)

越通社

更多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越南语部主任、越南问题研究员魏为。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革新理论引领越南迈入新纪元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评价为开启国家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政治事件,迈向建党100周年(2030年)和建国100周年(2045年)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重要起点。据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表示,越共十四大标志着越南开启一个“新纪元”,而关于革新路线的理论正是引领国家迈入那一新纪元的思想基础。

使文化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释放越南文化软实力

基于多年在法国从事文化艺术与跨国交流实践的经验,Art Space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秋庄认为,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应继续突出文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将其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

附图。体

越共十四大:夯实经济基础,开启发展新阶段

在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长期研究越南问题的资深专家加斯顿·菲奥尔达(Gastón Fiorda)对越南过去五年来取得的跨越式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尽管世界面临多重重大“冲击”,越南仍取得了令人钦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发表讲话。图自越通社

发挥全民族大团结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1月12日上午,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在河内举行2026年工作任务部署会议。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书记、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氏明怀出席会议。

附图 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城市规划——国家发展结构的现实化

在实施革新40年后,越南在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中取得了跨越式进步。在这一进程中,城镇化不仅是必然结果,更是主要的增长动力。回顾过往历程,越南科技协会联合会所属的城市规划与发展协会副主席、建筑师陶玉严指出,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构筑了坚实的"基石",推动国家迈入新的发展时代,地位焕然一新。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视为一项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为国家下一阶段的发展指明方向。从一名旅居美国越南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律师邓战胜认为,此次大会不仅具有总结既有成就的重要意义,而且为越南在新阶段实现战略性转型奠定了基础。

山罗省苏孝坊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干部、工作人员为群众办理行政手续。图自越通社

📝时评:精简机构:坚决终止逃避和推卸责任的状况

在近日召开的政府及地方政府2025年工作总结、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上,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强调,要大力推进机构组织和两级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改革,与权力下放相结合,朝着“赋权与问责并行”的方向推动治理方式发生重要变化,充分激发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机构更加精简,地方运行更加主动,合规成本逐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