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宗教自由”论调的背后(第二篇)

准确识别打着“宗教自由”幌子的行径,不是为了加深对立或否定差异,而是为了让这个问题回归其在越南具体的历史、文化和法律整体背景中应有的位置。

河内还剑郡大教堂区域正进行装饰,准备迎接2025年圣诞节。图自越通社
河内还剑郡大教堂区域正进行装饰,准备迎接2025年圣诞节。图自越通社

越通社河内——准确识别打着“宗教自由”幌子的行径,不是为了加深对立或否定差异,而是为了让这个问题回归其在越南具体的历史、文化和法律整体背景中应有的位置。

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近日发布的更新报告中,继续就越南宗教自由状况作出片面、武断的评估后,“宗教自由”这一本应具有人文价值的概念再次遭到曲解、政治化,并被用作施压工具。然而,如果仅将问题局限于一份报告或一个特定组织的框架内来审视,是远远不够的。实际情况表明,在这些冠以“人权”之名的论断背后,是一套多年来持续运作、并被系统化实施的手段,其最终目标并非宗教信仰自由,而是意图造成社会不稳定、分裂民族团结并损害越南的国际形象。

越南是一个多宗教、多信仰的国家,各宗教在法律面前平等、和睦共存,并贯穿于国家建设和保卫的历史长河之中。佛教、天主教、基督教、高台教、和好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均享有稳定的活动空间,并受到法律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并非一句口号,而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已通过2016年《宗教信仰法》实现制度化,并由全国各地充满活力的宗教活动实践所切实保障。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然而,正是从这幅和谐的图景中,敌对和破坏势力不遗余力地试图将“捍卫”宗教自由作为工具,为其政治图谋服务。

一种惯用的手法是,通过借手个人、组织或国际论坛,歪曲党和国家关于宗教信仰的政策与法律。在“人权”或“宗教自由”的名义下,一些报告蓄意将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绝对化,使其脱离法律框架和社会秩序。旨在保障社区合法权益的国家管理规定被曲解为“干预”、“限制”或“镇压”。典型的例子是USCIRF的年度报告——该报告多年来主要依赖流亡反对组织及一些自诩为“宗教活动家”的人士提供的信息——始终未能如实反映事实本质,而是以主观、带有偏见性的思维解读越南的宗教现象与事件。这些论断尽管已多次被越南公开驳斥,却仍如“模板”般重复使用,给不了解或误解越南宗教自由本质的人士描绘了一幅扭曲的越南宗教状况图景。

另一种同样危险的手段是,刻意深挖并夸大宗教内部或宗教之间的差异与矛盾,旨在破坏全民族大团结。历史遗留问题、基层宗教活动中个别偶发摩擦,或是一些地方管理中的不足,往往被断章取义,强行贴上“宗教冲突”、“宗教歧视”的标签。事实表明,这种手段已被持续用于歪曲涉及部分宗教场所的土地问题。一些属于行政—法律范畴的争议或纠葛,被破坏势力刻意剥离历史背景,无视法律规定,进而污蔑为“侵占宗教土地”、“镇压宗教”,意图煽动信教群众与政府之间、宗教社群与社会之间的对立情绪。在众多论坛和社交媒体上,这些虚假信息被不断炒作,尽管职能部门已多次公开法律文件、与宗教组织对话并依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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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教与民运部部长郑文决(右)向胡志明市总教区总主教阮能(左)致以2025年圣诞祝福。图自越通社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一些具有国防—安全战略地位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反动势力还利用宗教煽动分裂、自治思想。在“宗教自由”、“民族自决权”的幌子下,他们塞入极端政治目标,描绘“独立国家”、“独立宗教”等虚幻图景,以拉拢、诱惑那些轻信、信息闭塞的群众。诸如在西原地区谋划成立“得加(Degar)国家”、在西北地区煽动“赫蒙国家”思想或企图复辟“占婆王国”等阴谋,都是长期有组织、有外部支持的破坏活动的结果。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员往往经济困难、法律意识淡薄,易于受到虚假信息的影响。近期在得乐省发生的严重恐怖袭击事件(2023年6月11日),造成多名干部和群众伤亡,便是宗教被利用并极端化以达到政治目的的悲惨例证。

另一种手段是将经济社会问题及个别违法行为宗教化。当某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个人违法并依法受到处理时,敌对势力便立刻污蔑为“抓捕信徒”、“镇压宗教”,蓄意将个人行为等同于整个宗教社群。不少情况下,法律背景和违法行为被刻意隐去,进而将事件贴上“宗教犯”标签。例如,在USCIRF的《2024年宗教自由报告》中,列举了得乐省及西原地区部分未获法律承认的宗教社群成员,因涉及违规组织宗教活动等违法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此类案件被歪曲为“抓捕信徒”或“镇压宗教”,尽管这些行为本质上属于国家安全和宗教管理法规的调整范围,而非纯粹的合法宗教活动。这种解读实质上是偷换概念,将任何个人的违法行为视为“限制宗教政策”的证据,完全无视越南的法律背景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不得不提及的一种手段是,建立假借宗教、信仰之名的组织和邪教,以拉拢聚集势力并扰乱社会生活,尤其是在人民生活还面临诸多困难的偏远地区。近期实际情况表明,在老街、奠边、河江等北部山区省份,职能部门不得不介入处理诸如“耶苏”(Giê-sùa)、“婆姑妬”(Bà Cô Dợ)、“杨文明”或“全能神教会”等未获法律承认的信仰群体的活动。这些组织利用部分群众轻信、信息闭塞的心理,传播迷信思想、否定生产劳动、煽动参与者脱离正常社区生活,甚至宣传与反对政府意图相联系的“世界末日”、“灵魂救赎”等错误论调。不少家庭因信从这些邪说而陷入长期矛盾、经济困顿、村寨秩序混乱。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方政府开展劝导工作,说服民众停止非法活动,依法收缴迷信宣传资料并依法处理时,境外的反对组织和个人便立刻歪曲事实,贴上“镇压宗教”的标签,蓄意将处理违法行为与侵犯信仰自由权混为一谈。这种片面的解读不仅歪曲了问题本质,更掩盖了现实存在的风险:这些邪教若不及时识别和遏制,将成为组织头目散播分离、破坏思想、违背社区共同道德、文化和利益的温床。

准确识别利用“宗教自由”幌子的行径,不是为了加深对立或否定差异,而是为了让这个问题回归其在越南具体的历史、文化和法律整体背景中应有的位置。当宗教生活得以从各宗教社群丰富、稳定的实践活动,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法律框架中得到全面、客观的审视时,那些歪曲论调,无论披上多么华丽的“人权外衣”,都将在越南当今和平、包容的宗教生活图景面前显得格格不入。 (完)

越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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