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与罗马尼亚推动两国关系取得到更大发展

3月29日下午,越南国会副主席汪周刘在首都河内会见了由罗马尼亚—越南议员友好小组主席卢西恩·爱德华·西米翁(Lucian Eduard Simion)为团长正在对越进行工作访问的该小组代表团。
越南与罗马尼亚推动两国关系取得到更大发展 ảnh 1越南国会副主席汪周刘(右)会见罗马尼亚—越南议员友好小组主席卢西恩·爱德华·西米翁。越通社记者 芳花 摄

越通社河内——3月29日下午,越南国会副主席汪周刘在首都河内会见了由罗马尼亚—越南议员友好小组主席卢西恩·爱德华·西米翁(LucianEduard Simion)为团长正在对越进行工作访问的该小组代表团。

会见中,汪周刘强调,越南一向重视巩固和发展与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与越南有着传统合作关系的国家之间的多方面友好合作关系。越南对罗马尼亚在越南过去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统一斗争以及当今国家建设与发展事业中所给予的有效帮助表示真挚的感谢。

【罗马尼亚国庆99周年纪念典礼在胡志明市举行】

汪周刘高度评价罗马尼亚所提出关于大湄公河—多瑙河合作机制框架内的越南槟椥省和罗马尼亚图尔恰省的合作倡议给予好评,感谢罗马尼亚已帮助越南对从事诸多不同领域的4000名专家进行培训,推动两国教育—文化合作关系更好向前发展。   

汪周刘提议罗马尼亚支持越南竞选2020-2021年任期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进一步加强越南国会和罗马尼亚议会和各专责机构领导互访与接触,继续在两国作为成员国的多边议会论坛上相互支持和协作配合。

汪周刘希望两国议员友好小组继续促进会面交流、经验分享、信息互换等活动,进而强化两国在经贸与投资的合作关系。

卢西恩·爱德华·西米翁强调,多年来越南是罗马尼亚的传统合作伙伴,作为罗马尼亚—越南议员友好小组主席,其将竭尽全力,敦促欧盟早日正式签署越南欧盟自贸协定并公认越南市场经济体制。

此前,越南—罗马尼亚议员友好小组与罗马尼亚—越南议员友好小组进行了会谈。双方强调始终重视越罗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未来,双方将进一步加强高层互访与接触,推动双方关系强劲发展等。(越通社——VNA)
越通社

更多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越南语部主任、越南问题研究员魏为。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革新理论引领越南迈入新纪元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评价为开启国家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政治事件,迈向建党100周年(2030年)和建国100周年(2045年)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重要起点。据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表示,越共十四大标志着越南开启一个“新纪元”,而关于革新路线的理论正是引领国家迈入那一新纪元的思想基础。

使文化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释放越南文化软实力

基于多年在法国从事文化艺术与跨国交流实践的经验,Art Space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秋庄认为,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应继续突出文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将其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

附图。体

越共十四大:夯实经济基础,开启发展新阶段

在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长期研究越南问题的资深专家加斯顿·菲奥尔达(Gastón Fiorda)对越南过去五年来取得的跨越式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尽管世界面临多重重大“冲击”,越南仍取得了令人钦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发表讲话。图自越通社

发挥全民族大团结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1月12日上午,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在河内举行2026年工作任务部署会议。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央各群众团体党委书记、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氏明怀出席会议。

附图 图自越通社

越共十四大:城市规划——国家发展结构的现实化

在实施革新40年后,越南在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中取得了跨越式进步。在这一进程中,城镇化不仅是必然结果,更是主要的增长动力。回顾过往历程,越南科技协会联合会所属的城市规划与发展协会副主席、建筑师陶玉严指出,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构筑了坚实的"基石",推动国家迈入新的发展时代,地位焕然一新。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共十四大:为国家新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视为一项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为国家下一阶段的发展指明方向。从一名旅居美国越南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律师邓战胜认为,此次大会不仅具有总结既有成就的重要意义,而且为越南在新阶段实现战略性转型奠定了基础。

山罗省苏孝坊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干部、工作人员为群众办理行政手续。图自越通社

📝时评:精简机构:坚决终止逃避和推卸责任的状况

在近日召开的政府及地方政府2025年工作总结、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上,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强调,要大力推进机构组织和两级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改革,与权力下放相结合,朝着“赋权与问责并行”的方向推动治理方式发生重要变化,充分激发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机构更加精简,地方运行更加主动,合规成本逐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