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胡志明市侨汇达50亿美元（图片来源：越通社） 2016年胡志明市侨汇收入占全国侨汇的57%至58%，比2015年的45%至47%有所增加。
阮黄明表示，2016年侨汇收入增长放缓，因美国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推出支持国内经济和支持美元走强的政策；此外，美联储于2016年底上调美元基准利率。预计在2017年，美联储将继续上调美元基准利率等已提升美元的吸引力。
阮黄明还表示，今年，70%侨汇投入生产经营，21.8%侨汇投入房地产，6.2%侨汇用于解决家庭所面临的困难。2016年，居民用美元兑换越盾比率比前几年增长5%。（越通社—VNA）
苏林在会上发表总结讲话时强调，河静省拥有诸多优势，因此该省必须具备新的发展思维，采取更果断、更具突破性的行动，将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河静省需要集中精力，激发发展渴望，抓住机遇，克服挑战，并下定决心在下一阶段内实现快速且可持续增长目标。
关于发展私营经济的第68-NQ/TW号决议和关于继续革新、提高国有经济效率的第79-NQ/TW号决议，对胡志明市乃至越南的增长模式提出了新要求。
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第57-NQ/TW号决议精神，越南国家银行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到2025年底，无现金支付交易价值约为GDP的28倍，拥有银行账户的人口比例接近87%。同时，依托人口数据这一“黄金资源”，数据清理和系统安全工作取得重要突破。
4月21日，越南财政部长吴文俊在第十六届第一次会议上就国会代表提出有关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一些问题作出说明。他表示，两位数的增长目标极具挑战性，但却是完成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必由之路。
越南航空港总公司（ACV）设定了目标，即在2027年内将胡志明市地区90%以上的国际旅客运量转至隆城机场。
占越南全国出口总额70%以上的外资企业出口尚无“降温”迹象，甚至有增长趋势。为提高出口价值并减少对外资企业的依赖，越南需要发挥国内经济集团的引领作用。
越南水果产业近期连续创下重要里程碑：首批榴莲通过谅山省友谊国际口岸以“绿色通道”机制出口至中国；经过两年的谈判，绿皮柚子首次正式出口至澳大利亚等。这些积极信号彰显了越南水果的巨大潜力。
国家品牌被视为提升越南地位，鼓励企业从加工生产转向创新，并打造可持续价值的战略工具。在接受越通社记者采访时，越南工贸部贸易促进局副局长黄明战分享了在新阶段发挥国家品牌计划作用的关键方向和解决方案。
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4月20日上午在国会大厦召开会议，就《〈个人所得税法〉、〈增值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和〈特别消费税法若干条款修改补充法》（草案）提出意见。
越南正处于构建封闭式“循环经济”生态系统的进程中，其中工业部门是转型最为强劲、全面的重点领域。
印度工业联合会（CII）东盟及大洋洲区域负责人罗欣·阿加瓦尔近日随印度企业代表团赴河内参加第35届越南国际贸易博览会（Vietnam Expo 2026）之后，在新德里接受了越通社驻印度记者的采访。
越南航空局建议中国民用航空局考虑指导相关航空燃油供应商，包括中石化、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CNOOC）根据所签署的合同，继续为越南的航空燃油进口商维持充足、稳定的航空燃油供应。
据越南国家银行第二区分行的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通过胡志明市各金融机构和经济组织汇入的侨汇金额达20亿多美元，较2025年第四季度下降15.6%，较2025年同期下降16.9%。
越通社驻开罗记者报道，露露国际集团（Lulu Group International）4月18日租用飞机，将超过98吨新鲜果蔬从越南运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这是该集团首次采用航空运输方式从越南进口农产品，此举正值中东地区物流活动出现较大波动之际。
越共中央政治局于2025年5月4日颁布关于发展民营经济的第68-NQ/TW号决议（以下简称“第68号决议”），正成为河内企业界，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与城市建设领域的“新风向”。凭借新机制的加持与企业的积极参与，民营经济集团有望实现“华丽转身”，为改变首都面貌做出贡献。
刺激消费、扩大投资以及维持货物贸易平衡的可持续性，是推动越南经济增长的重要解决方案。
河内市建设局17日称，自4月18日起，该市将增投53辆电动公交车。此举使河内全市绿色能源公交车总数提升至近700辆，占公交车辆总数的35%以上。
伦敦证券交易所股权一级市场国际业务拓展总监汤姆·艾登堡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越南经济快速增长、政策导向清晰，为市场带来了积极前景。
越捷航空公司（Vietjet）与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SPDBFL，隶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刚交换了10架中国商飞C909飞机融资租赁协议文本，进一步拓展越中两国在金融与航空领域的合作。
越共中央政治局2026年1月6日颁布第79号决议（79-NQ/TW），不仅确立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还对创新管理方式、提高经营效率及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专家普遍认为，该决议的核心在于实现从“行政管理思维”向“现代治理思维”的转变，从而为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