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说服力 hinh anh 1附图。(图片来源:因特网)

越通社河内——自从有关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理论在越南得以研究和展开以来,出现了许多争论的意见,甚至是批判、驳斥的意见。但近年来国家发展的成就证明了我们的经济体制是正确的,是符合越南革命的目的、符合党、胡志明主席和人民已经选择的道路的。

在一些学术交流和部分论坛上,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是史无前例的,难免错误或磕磕绊绊,所以要“摸石头过河”。有人则说,市场经济具有人类的普世价值,无需加上社会主义“尾巴”。甚至有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互不可容纳,因此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是牵强附会的。在本文范围内,我们不讨论学术方面,而仅仅涉及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实践问题以及民众生活和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接受和认可。

首先,在我们党看来,社会主义并非枯燥的教条,而是生活的需求。早在寻找救国道路之时,胡志明主席已经选择第三国际,他老人家说之所以有这个选择是因为第三国际涉及到解放被压迫民族的道路。他说:“我同胞的自由,我祖国的独立,这就是我想要的一切,是我理解的一切”(胡志明生平编年:国家政治出版社,第一卷,H.2006,第112页)。越南共产党是在这种期望和认识下诞生的,也是我们全国民族在国破家亡条件下的共同期望和认识。八月革命成功后,胡志明主席很简朴地谈到革命的目标:“使得贫困人吃饱饭,吃饱饭的人过上小康,小康的人更富裕”(胡志明全集第五卷,国家政治出版社,H2011,第81页)。可以说,胡伯伯的这番话勾勒出了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基本目标,因为归根结底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吃饱饭的人难以过上小康,小康的人难以“更富裕”。没有社会主义定向,贫困人一定很难“吃饱饭”。

市场经济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竞争的环境,机会上平等,风险前平等,也就是发达的机会一样,如果有突发变化,遭受风险的可能性也是相当的。在这相当的机会和风险中,谁能敏锐把握机会则变得富裕,把握不了则一穷再穷;谁有远见懂得提防风险就能保住成果,不能提防风险就可能一贫如洗。市场经济充分运作,离不开在法治精神基础上建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透明法律系统。但在仍有无法自己争取到机遇的弱势和不幸人群的社会中,应采取合适的政策帮助他们免受不利因素和贫困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通过社会保障政策来关心弱势群体。但他们征收高额税款、贷款来实行“社会公正”归根结底不是为了弱势不幸人群,而主要服务于中产阶级,其深远目的在于拉拢选票。这是始终受不同利益集团主导的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民主的必然产物,各种政策的颁布是有势力的多数群体之间妥协的结果,难以满足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甚至还侵犯其正当利益。社会公正是名义上的,实际是国家架构膨胀但不公平状况愈演愈烈。

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仍汇聚市场经济的所有要素,但设有相关机构来保护弱势群体,扶持他们努力向上、获取市场的机遇,帮助他们应对没有能力应对的严峻风险。在我国具体环境下,这些弱势群体就是广大劳动人民以及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事业而牺牲血汗和财富,因此遭受不幸和损失的人民和家庭、土地不多的农民、贫困人和低收入劳动者等。关心他们的利益就是践行胡志明主席的教诲“凡有害民者,必尽力除之;有利于民者,必实心谋之”。

在长时间内(北方是1954年之后,全国是1975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采用了计划经济,一些人予以批判,视之为对国家发展过程产生后果的经济机制。然而,在批判之前应该知道,计划经济是在两场外国侵略战争和1975年后延续多年的残酷经济封锁的背景下运用的;再者,计划经济已为抵御美帝国主义抗战以及北方边境、西南边境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提供后勤保障,同时维持了国家的实力来渡过封锁和危机,进而到1986年实现快速复苏。批判计划经济必须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否则将无法理解我党为何倡导、组织和领导革新事业以及革新从何而来。

革新并非一种“入境”的理论,并非在外部“压力”之下形成的,而是对国家内在转变需要的一种满足。别无他人,就是越南共产党人们倡导了革新事业,把高度集中、官僚主义机制的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机制。并非始于党的六大决议,而是很早之前,市场经济的萌芽早就被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计划经济的“枷锁”之下培养和鼓励的。我们称作计划经济的“枷锁”是因为高度集中、官僚主义机制已经深深扎根于社会架构之中,成为制度,成为思维方式,要想放弃并非易事。共产党员们不得不“偷偷实行承包制”,不得不“越线”来躲避机制上的障碍。当永福省委书记金玉同志因在该省“偷偷实行承包制”而遭到严厉批评时,黎笋总书记前来探望和鼓励他(《共产主义杂志网》2017年4月4日)。多位省委书记在党中央最高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也“越线”废除封闭禁锢,废除包办,保护基层的新做法,为市场按照其规律运行铺平道路。六大决议标志着全党的根本性转变,引领全国经济按照市场机制运作。这样一来,我党并非死抱着国际传统上社会主义“公式”,而是本着“凡有害民者,必尽力除之;有利于民者,必实心谋之”方针按照胡志明思想践行社会主义,争取“使得贫困人吃饱饭,吃饱饭的人过上小康,小康的人更富裕”目标。

为确保社会主义定向达到目标,在我国多成分的经济中,国有企业发挥主导作用。有不少意见驳斥或无理猜疑这一主导作用。而在路线和实践中,我们制定了路线图通过股份制改革、承包、出售或出租等多种符合形式逐步削减国有企业数量。实际上,国有企业数量已经按照路线图和上述形式得以大大削减。党和国家的主张是仅在关键经济行业和私人未具备参与能力的公益性企业等行业保留100%的国有资本,旨在确保国防、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并维持调节作用,从而预防经济动荡和危机,维护人民工作、生活环境的健康性。这就是国有企业主导作用的意义所在。这一作用完全不影响各经济成分之间的健康平等竞争环境。

党和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方针是政府只办民众办不到的事情,换言之,政府已经并将会逐渐退出民众和其他经济成分能够办得到的领域。近期实行航空等涉及国家安全、石油等涉及能源安全的部分行业股份制改革是处在这种趋势之下的。

我们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定向的最重要因素是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作用。党代表着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乃至全民族的利益,党没有自己独有的利益。因此,党的领导是排除各种主导立法执法过程的利益集团的保障,是对法治精神存在的保障。在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各部法律的颁布并非主导着立法机关的不同利益集团游说和妥协的结果,而是从国家发展需求以及民众的普遍利益,包括弱势群体的利益出发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政策或法律为服务有钱人的利益而使贫困人失去机会的。

实际显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在运行30多年来为国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革新事业迅速推动越南摆脱危机,保持世界上属于高速增长的速度。198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足55亿美元,人均GDP仅达86美元;但到了2016年,GDP达到2053.2亿美元,增长36倍以上,人均GDP达2215美元,增长近26倍,明显缩小了同地区各国的收入差距。据世界银行的比较数据,1990年,泰国的人均GDP为1508美元,越南相应数字为98美元,差距高达14.3倍。到了2015年,泰国和越南的人均GDP分别为5815美元和2111美元,差距被缩小为1.7被。菲律宾1990年的人均GDP相当于越南的7.3倍(分别为715美元和98美元),差距到了2015年被缩小为不足0.4倍(分别为2904美元和2111美元)。印度1990年的人均GDP相当于越南的3.8倍(分别为375美元和98美元)但到2015年越南超过了印度(分别为2111美元和1593美元)。最卓越的成就是扶贫济困事业:1993年全国贫困率为58%,到2016年底仅为8.38%(根据新的贫困标准)。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比较数据,贫困人在总人口占比2015年为9.8%,远低于菲律宾、印度,低于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分别为25.2%、21.9%、12.6%和11.3%)。

上述并不是越南对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优越性的宣传数据,而是国际社会的客观认可。当然,越南的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仍有许多问题有待继续完善,才能使得市场平稳运行且同发展道路的选择实现同步,从而加快实现胡伯伯的愿望“贫困人吃饱饭,吃饱饭的人过上小康,小康的人更富裕”。因此,讨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是必要的,甚至需要争论、论证来阐述各种理论问题,但如果不从越南的历史特点和实践出发,一切交流、争论、论证均陷入思辨,无益于人民的生活以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无助于国家的发展和融入国际进程。(来源:《人民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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